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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来到1828年。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大幅提高关税的法案，将平均税率推升至惊人的45%。这部被南方人称为“可憎关税”的法案，将美国南北方已然存在多年的经济矛盾推向了临界点。一方面，北方工业家们欢欣鼓舞，高额关税使得英国工业品价格飙升，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厂和钢铁厂获得了稳固的本土市场；另一方面，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诉求则完全相反，南方需要将棉花销往英国，再从英国进口廉价制成品，这条贸易链条被高关税彻底打乱。

　　根据美国历史记载，当时，美国南北方的矛盾一触即发。时任副总统约翰·卡尔霍恩作为南方利益的代言人，提出了一项惊世骇俗的理论，即“联邦法令废止权”，主张各州有权宣布联邦法律在本州境内无效。时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反应同样强硬，他请求国会授权使用武力执行联邦法律。关键时刻，美国政治家亨利·克莱出面斡旋，提出了妥协方案，联邦政府同意在10年内逐步降低关税，南卡罗来纳州则撤回废止法令的决议。这个妥协方案确实暂时化解了危机，但南北双方围绕关税问题的深层矛盾并未消除。30多年后的1861年，由来已久的关税矛盾与奴隶制等复杂问题交织升级，美国终究未能避免内战的爆发。有历史学家就此评论：“美国内战表面上是为废奴而战，根子上却是‘关税和经济利益那点事’。”

　　事态的发展印证了经济学家的预判，这部法案也没有愧对其“史上最愚蠢”的评价：加拿大率先采取报复措施，将美国输加商品的关税提高。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主要贸易伙伴纷纷跟进，各自出台了针对性的报复性关税。全球贸易体系很快陷入了恶性循环。数据显示，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44.9亿美元骤降至1932年的15亿美元，降幅超过66%；同期出口额也从54亿美元跌至21亿美元。全球贸易总额更是从600亿美元萎缩至200亿美元，缩水近三分之二。

　　2017年，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了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自上任起，他就多次表达了对关税工具的信赖，并将关税政策重新置于美国贸易议程的核心位置。他甚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关税这个词，（是）字典里最美的词之一。”随后几年，一系列关税措施相继出台：对进口太阳能板和洗衣机加征保障性关税；对钢铁和铝产品加征232条款关税；以“301调查”结果为依据，对来自中国的约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7.5%至25%不等的关税；等等。连美国媒体都忍不住嘲讽，“这套逻辑与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何其相似”，“以为把外国货挡在门外，美国工厂就能重振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