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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3年，荷兰正式成为国家，16世纪前，荷兰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16世纪初开始受西班牙统治。1568年，因反抗西班牙国王的中央集权和对新教加尔文派的迫害，爆发北方省反抗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1579年，北方省中的七省（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区域）成立了乌得勒支联盟，这被认为现代荷兰的开始。1581年7月26日，来自荷兰各起义城市的代表在海牙郑重宣布：废除西班牙国王对荷兰各省的统治权，联盟正式宣布独立，成立荷兰共和国（正式名称为尼德兰联合共和国），“沉默者威廉”当选首任执政。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后，西班牙正式承认荷兰独立。17世纪时，荷兰成为海上殖民强国，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各方面均非常发达，被誉为荷兰的“黄金时代”。18世纪后，荷兰殖民体系逐渐瓦解，国势渐衰。1795年，法国军队入侵。1814年，脱离法国，1815年，成立荷兰王国。1848年，宪法正式确立君主立宪制。

　　公元1287年，一场风暴潮吞噬了荷兰北部5万人，咸水漫过农田与村庄，留下触目惊心的疮痍。这场灾难却成为荷兰人觉醒的起点：若不能驯服海洋，便只能被海洋吞噬。中世纪的农夫们用木桩与泥炭筑起第一道堤坝，风车吱呀转动，将沼泽中的积水抽向河道。到了17世纪，2万座风车如巨人般矗立，将星罗棋布的湖泊抽干为牧场。自十三世纪以来，荷兰人就开始大规模围海填地，共围垦了约7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荷兰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有50%的耕地来自于再生土地。

　　荷兰探险家、航海家威廉·巴伦支（荷兰名：Willem Barentsz，1550年-1597年6月20日），是荷兰历史上鼎盛时期的代表性人物。由于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掌握了非洲和南美洲的航路，而荷兰人又想打破这种垄断，于是巴伦支在荷兰政府和阿姆斯特丹商会的支持下，一生致力于开拓北极东北航道，寻找通往亚洲的捷径，试图打通一条连接荷兰和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海上贸易通道。1594、1595、1596连续三年，巴伦支接连组织了三次远征北极的探险。

　　在第三次航行中，巴伦支的船被浮冰撞毁，他和水手们被困在新地岛，成为第一批在北极越冬的欧洲人。巴伦支和水手们盖了一间木棚，并掘洞来过冬。陋室中央所生的火抵挡不住北极的严寒，穿在身上的衣服在背部都结了冰。他们不得不设法宰杀北极熊和海象来充饥，探险家们有3个月没有看到太阳。第二年春天来临后，他们决定修复两艘海难时抢下来的救生小船来逃命。1597年6月，十几名幸存者通过了一段冰海，在新地岛南端遇到了俄罗斯人，幸运地获救。巴伦支在返回荷兰的航程中去世。

　　1871年，在巴伦支死去近三个世纪后，挪威渔民在新地岛上发现了他的棚屋，屋内仍留有罐子、平底锅、乐器和一只钟。他们同时也找到了巴伦支所记的部分日记，日记描述了探险家们过冬时的艰难情景。巴伦支的航行不仅都有详细的文字记载，而且他还绘制了沿途极为准确的海图，为后世北极研究奠定了基础。在今天俄罗斯的新地岛和挪威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以及熊岛之间的汪洋上，有一片面积约140.5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被后人命名为巴伦支海。就是这种近乎偏执的冒险精神，让仅有150万人口的荷兰在17世纪掌控着全球50%的海运贸易。

　　15至16世纪时，荷兰的造船业居世界首位。仅在首都阿姆斯特丹就有上百家造船厂，全国可以同时开工建造几百艘船。荷兰的造船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船的造价比英国低1/3到1/2。欧洲许多国家都到荷兰订购船只。典型的欧洲商船都建造有可以架设火炮的平台，这样做可以有效地防止海盗袭击。荷兰人第一个冒险建造出了一种仅能运送货物而不可装置火炮的商船。这样做的代价是，每一次航行都变成了充满风险的命运赌博，但它的好处是造船的成本低，价格只有英国船只的一半，于是，货物的运费也低。即使这样，荷兰人还不满足，为了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他们又在船只上加上了一种特殊的设计。它的设计很独特，它的船肚子很大，所以船身很大很圆。而甲板很小。这样的做法是因为，在斯堪的纳维亚，船所缴纳的税取决于甲板的宽度，甲板越窄，付的钱越少，所以，荷兰人造的船甲板很小，船肚子很大，利润也就越多。

　　荷兰的海军舰只几乎超过了英法两国海军的1倍。它们在世界各大洋游弋，保护本国商船，并从事海外殖民掠夺。1595年荷兰人首次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爪哇。不久，荷兰舰队便在爪哇和马六甲海峡两次打败葡萄牙舰队，并且不断追捕、抢劫中国商船，垄断了东方贸易。1602年，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专门控制这一地区的贸易，还一度侵占我国的澎湖、台湾。东印度公司创立了史上首个跨国公司治理架构，由87名股东组成董事会，巅峰时期市值折合今日7.9万亿美元，掌控全球2/3航运。从爪哇的胡椒到波斯的地毯，从日本的白银到巴西的蔗糖，荷兰人用“福禄特帆船”串联起人类首个全球贸易网络，为此得名“海上马车夫”。

　　就在荷兰开始倡导宗教宽容政策的时候，同时期的欧洲很多地方仍处在残酷的宗教迫害之中。比如被称为“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的法国天主教暴徒对国内新教徒胡格诺派的恐怖暴行。1572年8月24日凌晨，巴黎数万名天主教民伙同士兵对城内的胡格诺教徒进行血腥的大屠杀，他们根据事先画在胡格诺教徒居所门前的白十字记号闯进屋去，把多数沉睡未醒的人尽数杀死，然后将尸体抛进塞纳河中。继巴黎大屠杀之后，许多其他法国城镇也发生了屠杀胡格诺教徒的事件，长达数月，有超过7万人死亡。进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直到1598年南特赦令颁布后才告停息。

　　1940年5月13日，鹿特丹港在纳粹轰炸中化作火海，威廉明娜女王却坚持走进海牙王宫的小礼拜堂。她跪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时铸造的银十字架前，用铅笔写下当晚对国民广播的讲稿：“上帝会像守护堤坝一样，守住荷兰的自由。”流亡伦敦后，威廉明娜的办公室挂着两幅地图：一幅荷兰水系图，一幅标着地下抵抗教会的位置。每周四晚8点，她通过BBC广播的《橙色电台》成为战时荷兰的精神圣餐。在1942年圣诞特辑中，她引用17世纪诗人冯德尔为莱顿围城战写的赞美诗：“饥饿的双手紧握圣经，城墙便坚不可摧。”次日，占领区教堂秘密播放录音，信徒们用风琴声进行掩护。

　　流亡期间，威廉明娜的宗教信仰呈现“去教会化”与“普世化”双重特征。她拒绝英国国教会提供的皇家专属座席，却每周在普通信徒中间参与不同教派的礼拜。1943年圣诞广播中，女王将《马太福音》“温柔的人有福了”改写为“抗争的温柔才是真力量”，这个被后世称为“战斗福音主义”的演绎，巧妙调和了加尔文宗预定论与抵抗运动的现实需求。其私人秘书后来披露，女王在策划市场花园行动期间，曾用16世纪起义领导者“沉默者威廉”的祈祷文为盟军将领祝福：“愿真理作甲胄，公义为盾牌”。

　　宗教信仰的宽容传统，也孕育出荷兰现代社会包容与开放的多元文化特点。1984年，荷兰创立世界首个安乐死合法化框架，2022年数据显示91%荷兰人支持自主生命权。2001年，荷兰成为全球首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国家，阿姆斯特丹市政厅的彩虹旗至今已飘扬25年。当保守派质疑时，时任市长约布·科恩在婚礼登记簿首页写下：“爱比恐惧更古老。”在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里，70%工程师来自境外，公司专门为印度员工设立排灯节假期；乌得勒支旧教堂被改造成“跨信仰之家”，周五礼拜结束后，长椅立刻转为周日基督教礼拜模式。

　　现任国王威廉-亚历山大继承了曾祖母的宗教调解智慧。他在海牙宫会谈中引用《创世记》“修理看守”的经文，并赋予其现代生态意涵：“亚当的职责不是独占伊甸园，而是维系生命网络”。这种将圣经训诫与可持续发展观融合的阐释，既规避了直接介入政策争议，又延续了奥兰治家族“经文释读权”的传统政治功能。正如宗教史学家范·霍伦所指出的：“从威廉明娜的宪法触碰礼到当代的生态释经学，荷兰王室始终在重塑神圣叙事的世俗边界。”

　　1940年5月14日，荷兰本土沦陷的硝烟尚未散去，威廉明娜女王乘英军驱逐舰“科德林顿号”流亡伦敦，在贝克街57号挂起荷兰国旗。这个仅有三间办公室的，却成为盟军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她定期会见从国内偷渡出来的流亡者，鼓励他们加入反抗纳粹占领的斗争，亲自为功勋卓著者颁发勋章。女王更是抵抗行动的实际策划者。她亲自批准代号“北极行动”的间谍计划，向国内空投56名特工。1944年5月，她通过瑞士渠道向国内教会传递密令：“所有牧师在布道坛暗格藏匿犹太人。”整个战争期间，荷兰民众共庇护约6万犹太人。1945年3月13日，女王不顾丘吉尔劝阻，乘坐装甲车亲临马斯特里赫特前线。当荷兰士兵看到头戴钢盔的女王时，战壕里爆发出“橙色万岁”的吼声。两周后，她站在布满弹孔的埃因霍温市政厅宣布：“我们不是被解放，而是自己挣回了自由。”

　　荷兰皇家海军的13艘潜艇在北海神出鬼没，U-21潜艇在指挥官范德斯塔德率领下，曾单月击沉4艘德军运输舰。至战争结束，荷兰潜艇共击沉轴心国船只23.7万吨，占盟军潜艇总战绩的6%。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东印度群岛的荷兰殖民军死守爪哇，在1942年泗水海战中，海军少将卡雷尔·杜尔曼率领的荷属东印度舰队死磕占绝对优势的日军舰队，旗舰“德鲁伊特尔号”巡洋舰在弹药耗尽后撞向日舰，全舰官兵高唱国歌《威廉颂》，最终全员殉国于爪哇海，为盟军争取了宝贵的撤退时间。

　　卡雷尔·杜尔曼（Karel Doorman，1889-1942），荷兰皇家海军少将。1910年起任海军军官。最初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参加荷兰的海军航空部队。1937年重返荷属东印度群岛，任海军航空部队司令。1940年成为整个东印度群岛荷兰舰队司令。1942年2月25日奉命指挥美、英、荷、澳联合舰队防守爪哇海，抵御日本舰队的入侵。他的舰队是只有13艘战舰的乌合之众，无法与训练精良的日本舰队相比，但他仍然英勇奋战。荷兰巡洋舰“德鲁伊特号”是他的旗舰，在1942年2月27日被击沉，杜尔曼选择了与舰同沉。他的号令“所有舰只跟我进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成为海军流行的战斗口号。

　　二战的天空中同样飘着橙色的勇气。荷兰沦陷后，许多荷兰飞行员逃往英国，1940年6月1日成立320中队和321中队，隶属英国皇家空军作战指挥之下。在1941年1月由于人员短缺两支中队被统编成320中队。虽然他们的人员主要来自海军飞行部队，320中队还是担任陆航任务，直到战争结束。1941年，荷兰皇家军事飞行学校在位于美国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城的杰克逊机场（也称为霍金斯机场）重新设立。荷属东印度沦陷后，1942年3月来自荷兰的飞行员重新在锡兰编为321中队，不久后又与澳大利亚堪培拉的飞行员重新整编。他们架驶B-25米切尔轰炸机，在荷属东印度与新几内亚执行任务。1943年6月，英国皇家空军组建了第322（荷兰）战斗机中队，配备喷火战斗机，机徽由英国皇家空军的圆形和荷兰的橙色三角形构成，他们在诺曼底登陆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战争结束，荷兰籍飞行员共执行4200次战斗任务，有76人血洒长空。

　　当德军在阿姆斯特丹达姆广场升起万字旗时，荷兰地下抵抗网络已在悄然生长。由记者伯纳德·伊吉克创立的OD组织（Ordedienst，德语，“订单服务”的意思）最早行动，他们用渔船向英国传递德军布防图，仅1941年就输送情报187份。最具杀伤力的当属CS-6小组。这个由莱顿大学学生科内利斯·雷杰特领导的五人小队，在1943年2月炸毁阿姆斯特丹兵工厂，摧毁德军35吨弹药。最大的抵抗组织LO地下军（LandelijkeOrganisatie）成员超1.5万人，建立全国性情报网，1943年渗透阿姆斯特丹市政厅，盗取8万份犹太人登记档案并焚毁。至1944年，荷兰全国已形成25个主要抵抗团体，总人数超25万。

　　汉妮·沙夫特（Hannie Schaft，1920–1945）是二战期间荷兰抵抗运动的传奇战士。她出生在一个政治上活跃的人道主义家庭（她的父母是社会民主工人党成员），她上大学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师。1943年，在拒绝签署一份“效忠宣言”后，她被学校开除，成为了地下抵抗运动的积极分子。她与特露丝（Truus）和弗莱迪（Freddie）姐妹组成抵抗小组，以营救犹太人、破坏纳粹行动闻名。她因一头红发被纳粹称为“红发女孩”，常以红唇为伪装，诱杀纳粹军官：化装潜入酒吧引诱目标至隐蔽处，由同伴或亲自枪决。此外，她还参与炸毁铁路、传递情报，并冒险转移犹太儿童。1945年3月，汉妮因传递文件被捕。狱中纳粹发现其染发下的红发根，确认其身份。4月17日（荷兰解放前三周），她被处决。临刑前，纳粹士兵首枪未中，她轻蔑地嘲讽道：“我比你射得准！”牺牲时年仅25岁。1945年11月27日，威廉明娜女王为汉妮举行了国葬，称她为“抵抗的标志”。汉妮成了国家英雄，数条街道以她的名字命名，每年十一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也被称为“汉妮日”。

　　但威廉明娜真正的历史贡献，在于她重新定义了君主与宪法的关系。1945年回国后，她不顾内阁反对，骑着自行车走访被炸毁的鹿特丹港，在瓦砾堆前宣布放弃“陛下”称号：“请叫我威廉明娜女士，我们需要共同重建荷兰。”1948年退位时，她将王位移交给女儿朱莉安娜，完成荷兰史上首次和平禅让，彻底巩固了“君主立宪非一家之私产”的共识。她的女儿朱莉安娜即位后宣布放弃“君权神授”，由此正式确立了“受人民委托”的现代君主制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