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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已将“双碳”战略纳入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战略框架。实现“双碳”目标既是应对气候危机的必然选择，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范式跃迁的历史性机遇。进入“十五五”时期，我国“双碳”战略实施再次迎来一系列新的机遇。《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进一步突出了“双碳”目标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引领性地位。

　　需要重申的是，为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我国出台实施的以“1+N”政策体系为核心的“双碳”战略框架，覆盖顶层设计、行业实施方案以及地方行动，并辅以清晰量化目标和激励约束机制。其中，“1”指一份总纲领。2021年10月，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围绕十方面31项重点任务，统筹谋划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路线图、施工图。“N”是各领域实施方案。2021年10月26日，国务院发布《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碳达峰十大行动，明确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领域的碳达峰实施方案，以及科技支撑、碳汇能力建设、财政金融价格政策、标准计量体系、督察考核等保障措施，形成对总纲领的具体支撑。

　　从外部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一方面，部分西方国家通过设立绿色贸易壁垒等手段限制我国新能源、电动汽车等产品出口和产业发展，试图阻遏我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转型进程。另一方面，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能源低碳转型成为大势所趋，先进信息技术与能源产业创新融合正在重塑能源发展方式。国际形势变化深刻影响全球能源供需平衡格局，能源安全面临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局面，能源与气候问题交织，我国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面临新的挑战。

　　从内部看，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任务尚未完成，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面临的挑战很多，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一是产业与能源结构偏高碳，钢铁、水泥、化工等高耗能产业仍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难度大、持续时间长。二是能源需求刚性增长与供应安全形成“双向”挤压。既要绿色低碳转型，又要保障安全供应，还要做到价格居民可承受，构成对新型电力体系的多重挑战。三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空间分布不均。四是绿色转型的市场机制仍要增强。我国长期存在“高碳能源价格低、低碳能源价格高”的价格失衡现象，虽然近年来有所改变，但各地能源价差较大，依靠市场手段推动转型难度较大。

　　三是健全市场机制与区域扶持政策。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坚实制度保障，首先要完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深化全国碳市场建设，逐步扩大覆盖行业范围，丰富交易产品种类，引入金融机构、自然人等多元交易主体，建立长期碳定价机制，让碳价真实反映环境成本。同时，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创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碳基金等金融产品，完善环境保护税等绿色税制，强化财税、价格政策对低碳转型的激励作用；还要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深化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建设，推动形成“谁减排、谁受益”的市场导向。

　　四是深化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合作。我国立足国内发展实际，深化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合作，统筹运用国内国际资源、联动国内转型与全球治理。为此，要构建双向赋能低碳的合作格局，为“双碳”战略拓展外部空间、筑牢国际支撑。首先，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开展新能源项目建设，分享电站运维等技术及“源网荷储”方案，推动技术装备“走出去”，助力全球减排并强化绿色技术话语权。其次，主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规则构建。最后，统筹资源保障转型安全。深化国际绿色技术合作，破解“卡脖子”难题；依托国内市场吸引国际绿色资本，实现国内转型支撑全球目标、全球合作反哺国内转型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