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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告诉第一财经，“十四五”期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升较快，主要源于三方面：一是“十四五”期间面临疫情冲击、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影响和房地产调整转型等宏观重大变化，需要财政更大力度予以对冲不确定性，这是财政在发挥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作用；二是从债务和投资驱动转向科技创新和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仍在转型的道路上，发展模式导致阶段性债务增加；三是我国积极推进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推动了隐性债务显性化，自然体现在法定债务规模上的数字就提高了，这个举措降低了风险。

　　罗志恒表示，“十四五”时期化债成效明显。隐性债务显性化进程加快，隐性债务余额大幅压降。地方通过利率更低的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实现“高息债务低息化”，极大地减轻了地方利息压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加速剥离政府融资职能，仅2024年全国“退平台”数量近7000家。融资平台非标债务占比持续压降，债务结构持续优化。另外化债推进下，地方加快加力推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缓解了企业现金流压力，激发企业主体活力。

　　“建议加快推动城投融资平台向国有投资运营公司转型，通过引入社会资本、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等方式，提升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对于转型中的城司，要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的综合治理，核心是要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整合经营性资产，推动城投融资平台公司转型为经营性国有企业，逐步成为不依赖政府信用、财务自主可持续的市场化企业。对于转型完成后的城司，要划清企业与政府的界限，厘清债权债务，项目建设、运营、投融资由企业自主决策。”罗志恒说。

　　去年8月，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发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一文，解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财税改革相关部署。他表示，健全政府债务管理体系。按照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更好发挥债券资金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其中四大重要核心任务分别是加快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加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加快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